我对卡车的感情,难以用语言形容。曾经因他而痴狂;曾经因他而身心疲惫;更曾经因他而身受重伤。但每次看到卡车却又是那么亲切;每次谈起卡车是那么的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每次手握卡车方向盘时总是精神抖擞,满怀征服世界的豪情。
说起我喜欢卡车的原因,大概在我出生时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了。我们家算上我这一代,已经是4代人与卡车密切相关了。我的高祖父,就是我爷爷的父亲,在解放前在潍坊经营着一家汽车修理厂,这个修理厂的名字我听奶奶说叫鲁中汽车修理厂。我的高祖父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很有商业头脑,早年经商,精通日语韩语。这也和当时烟台(我的祖籍)被列强占领为势力范围不无关系。解放以后,我高祖父又精明的顺应潮流,将工厂交公,自己被政府安置到济南铁路局汽车修理厂做了一名技术人员。我的爷爷那时也从老家去了济南,和我高祖父在一个工厂,从事汽车维修工作。
因为战乱,爷爷的童年很是坎坷。不满十岁母亲去世,因书信不通,无法与在外经商的父亲联系,成了吃百家饭的孤儿。直到解放以后才与父亲取得联系。因此,爷爷的文化水平不高,是解放以后在工作岗位上参加扫盲班才认识的字。好在爷爷也很聪明,很快掌握了维修工作的要领,在50年代末,爷爷的技工等级已经达到了钳工八级。那时爷爷刚刚30出头,这在当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爷爷也很幸运,没过几年国家因为经济困难,停止了全国的工资上涨,技工鉴定也是一停几十年)。爷爷一生做了很多“敢闯敢干”的事。国家号召汽车拖挂运输,他就组织工人在厂里制作挂车,材料缺乏就自己想办法解决,在地区率先实现了一车一挂,而且有备用挂车的目标。自制维修用天车,架车机等工辅具。当时备件无处采购,他就焊接断裂的羊角轴和半轴车削后装车食用,提高了车辆出勤率。、
解放汽车的缸体开裂,他也焊过。车队上的人一提起他都评价说“那人有技术,胆子大”。至于爷爷的工作单位我到现在也有一段没弄明白。就是我爷爷从济南铁路局汽修厂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被调到了一个叫“华东局”的运输单位,据说此单位为半军事化管理,成立以后就投入到三线建设之中,从山东调到贵州修路去了。三年以后才回到山东。我是听我奶奶给我絮叨的,但一直没弄明白这个“华东局”的全称。有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声。不过我家有个很古老的雨衣,是爷爷的,胸前写的是“山东省交通邮政局”的字样。爷爷一生都是在运输单位从事机务工作。
我老爸也深受汽车影响,但我父亲和我爷爷的性格迥异。我爸爸是个学究型的人,很有定性,能坐的住,是搞学问的人。文革期间高考废除,高中也不上课了,成天不是下乡支农,就是去山上挖防空洞搞军事训练。父亲觉得上学没意思。就下学参加了工作。在工厂里从事机床维修钳工工作。期间为了参加高考,坚决不谈婚论嫁,每天下班就回家看书学习,一直等到77年恢复高考。第一次高考没有考上,是78年春季那批考上的。是山东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汽车运用专业本科班。看着有些奇怪,其实如果你了解当时的历史就不奇怪了。那时我父亲已经25周岁了,是他们班年龄最大的那几个人。
1982年我父亲本科毕业,分配到了山东省交通厅下属的一个“小三线”企业,就是现在山东鲁峰专用车的前身。那时邓小平上台,特别重视科技人员。我父亲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工作不满3年就提升为科研室主任。成为正科级干部。那在当时也是火箭式的了。按照交通厅的分工,父亲的单位停止了“泰山牌”5吨中型卡车的生产,开始转产半挂车。我父亲于是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就与半挂相关。当时,山东省唯一的一家半挂车生产企业就是那里。父亲陆续的搞了许多项目。当时的产品主要供应青岛港,从事集装箱运输,其他单位罕有购买的。个人购车就无从谈起了,更别说个人购买半挂车。
我姥爷是参加东北抗联的红小鬼(相当于红军时期),那时只要不死,历史没问题,就是不小的级别了。解放后在哈尔滨军事学院上了两年学,出来去带坦克团,随后就入朝作战了。类似情节和亮剑里的差不多,不过李云龙去上的南京军事学院,我姥爷是上的哈尔滨军事学院。
文革期间打击不小,多亏杨得志司令的保护,带到了当时“701工程指挥部”就是现在的莱钢。装甲兵出身的,后来也就从事了与之相关的汽车工作。(姥爷是以正厅级待遇离休的,他真是大公无私,那一代领导的思想境界不是现在的人能领会的。)
我的俩舅舅也都相继当上了驾驶员。我妈妈在待业期间也是在汽运公司押车,也搞到了驾驶证,我见过,红皮的,拖拉机管理站颁发的。妈妈开的是姥爷去广交会接回来的日产尼桑8吨自卸。据说是周总理从国外弄回来的这批车。深绿色涂装,那才是和蛤蟆一摸一样的车。不过那时都叫尼桑大鼻子。这车和当时的3.5吨解放自卸和8吨黄河151相比,简直就是天地之别了。听妈妈说,姥爷那时去外地开会都是要台尼桑自卸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