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的岁月青春的心 露天矿厂生活纪实

同样突出的还有火药库“女子火药班”、分散在各车间的车、钳、铆、电、焊工和天车工，以及公司的模范班组小铁山矿“三八女子井下掘进队”，至今都为我们这些矿山人所津津乐道。再一个群体就是我们的回族兄弟了。因为民族风俗习惯不同，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更明显。露天矿只有一个清真食堂，除白班可以保证一日三餐外，大夜班仅在0:00点开一次饭。

102号机长李士渊和海学明<右>。照片是该机组提前完成年计划后，由公司宣传科拍摄。

他们每吃一顿饭，往返要走将近5公里的路不说，很多时候在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后，几乎吃不到热乎可口的饭菜，由于下夜班后需要休息，中午的一餐只能放弃。寒冬酷暑岁月流转，不合规律的饮食造成疾病，让他们付出更多的艰辛，可他们在工作中依旧拿出骄人的成绩。马俊维、何鲁林、16号车组的马廷亮、海学明、敏永明、张富海、孙玉堂、周永仓、杨世才……，几十年后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这些熟悉的名字有如刻在脑海里一样。

保加利亚制造的铲车，驾驶者为同届李建国。

1978年引进的日本三菱320马力推土机。

斗转星移，光阴交替，粉碎“四人帮”后，矿山也出现了新的变化。1977年引进美国康明斯发动机，在刚刚大修出厂的别拉斯车上开展涡轮增压试验，车速提高一倍多，发动机寿命和生产效益大幅度增加；较为先进的国产潜孔钻、保加利亚制造的铲车、日本三菱推土机陆续进矿；1978年又开始实行四班四倒，单车核算，计件工资，个人潜能发挥到极致。

个别机组竟然有四个成员中两人因探亲假、病假离岗，另外两人坚持四班倒20余天，即每人连续工作16小时的情况发生，当然收入明显增加，月收入数百元的情况已经出现。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生产方式并不可取。

当然在大干快上的生产热潮中，也有我的身影。那时候我还年轻，思想单纯，平时除了注意形象，每每把衣服、鞋帽洗得干干净净外，工作中尤其努力向生产标兵看齐。短短几个月下来，就被评为运输一队1973年“先进工作者”。以后数年的经历大致如下：

1974年2月，调新车126号车组；当年车组被评为先进集体，本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1975年4月，被露天矿第七届团代会评为先进青年，5月接任126号单机机长，年底获评露天矿劳动模范；

1976年1月，接任四大组调度三班班长，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任调度三班第二团小组长，年底评为劳动模范；

1977年被评为矿劳动模范；

1978年8月继任126单机机长，11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白银公司第六届代表大会，年底126号单机获评先进单机，本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矿山留影。125号是好友朱永鸽的座驾。

1979年7月被评为上半年先进生产者。

其实当年在山上的时候，青年工人朝气蓬勃，是生产的主力，除去因大修或重大事故停产的车辆，几乎所有机组都力争排除一切困难，坚决地完成和提前完成年计划，因而年轻的我们获奖面大、获奖人数多，大家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

根据当年五大组129号车组成员，同届的高生龙参与编纂的《白银有色志》的记载，我们在山上工作的那一阶段，白银公司生产蒸蒸日上，铜硫产量、产值、利税连续多年居全国同行业之首，尤其是1977年，电铜产量达到4．86万吨，超过了设计能力的51﹪，占到了全国有色金属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多，从这一年开始到1980年，成为白银公司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那些年，露天矿还为本公司厂坝铅锌矿、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江西德兴铜矿、兰州钢铁公司等单位输送了许多技术骨干，为国家金属工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离开露天矿前的摆拍

1979年10月，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我离开了沸腾的矿山，回到父母身边。以后的经历归于平庸，乏善可陈，但矿山精神依然激励着我前行。回顾往昔，又想起了那段名言，“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而对于即将结束工作生命的我来说，真正为祖国做出贡献的只有从1971年下乡至1979年离开矿山这短短的八年，因此也就倍感珍惜。祖国也没有忘记我们，高高耸立的“铜城开拓者”纪念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白银公司资源渐趋枯竭，发展走入低谷，我的同伴们大多困顿于并不富裕的生活。随着中央决策建设兰州经济新区，白银必将在白兰经济带中再现辉煌。我衷心地祝愿我国唯一以贵金属命名的地级市――白银，像凤凰一样振翅高飞，重新翱翔于祖国的蓝天。

今年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成立60周年，作为白银公司曾经的建设者和亲历者，仅撰此文，以志纪念。（文/图 郭小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