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我开老解放 63岁女卡车司机的回忆

野妓

做一个帅气的卡友很累，这点我真的深有体会。

今天，驾驶已是很普遍的一种技能了，“女司机”却似乎经常被当作一个歧视性的名词。上世纪70年代初，当我成为一名卡车女司机，开着四吨重解放牌大卡车呼啸而过时，多么令人称羡啊！美国道奇、日本伊吱吱、苏联嘎斯以及上海交通、吉普、三轮摩托，啥都摸上一把，没什么能难倒我。

●  1971年当上女卡车司机

1971年我中学毕业了。这年的政策改变了前几年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分配模式，上海工矿企业又开始向中学生招工。我因姐姐已到安徽插队落户，幸运地被分配到仪表局所属的上海医疗器械厂。我们在挖了一个月防空洞后，等待分配工作。人事科陈科长召集我们开会，宣读各人去向，陈科长报出每一个同学的去向，下面都会发出欢快的叫声，大多数同学被分到各车间。“xxx、xxx，运输组当司机。”我和女生小孙没有想到我们会被选上当司机，两人立即开心地欢叫起来。

孩提时对驾驶员充满着好奇，曾经看见军工路上一名女司机开着59路公交车潇洒而去，羡慕不已。现在自己也当上了女司机，每天可以开车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和小孙对司机生活都充满着期待。我们到岗的第一天就去领劳保用品，有棉衣、工作服、雨衣、翻毛皮鞋、帽子、太阳镜等等一大堆东西。过了几天，在司机班的休息室里，运输组组长杨师傅怏怏地走进来。原来杨师傅嫌我身体单薄，到人事科要求换人，被挡了回来。

●  驾驶员失恋报复社会 撞死撞伤7人

那年，上海市曾发生一起严重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一驾驶员开着货车在南京西路飞驰，撞死撞伤7人。公审大会在杨浦体育馆举行，当时我们中学初三年级的同学都被派去参会。公检法的人在会上宣读，这个驾驶员因失恋报复社会，此案后市里发文要求各单位严格把关，培养驾驶员应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同时也提倡培养女驾驶员。于是各单位开始着意培养女驾驶员了。

●  政治上可靠 敢和男人争天下

杨师傅说：“她胳膊那么细，怎么打得动方向盘？”陈科长回答:“身体会长开的。”陈科长不容商量地说，我还要告诉你，在这批分进来的四五十个学生中，就属她最符合培养的条件，视力1.5，父母都是中共党员，政治上可靠。杨师傅复述这一档事时，我心里一阵窃喜。我上中学时第一天报到时，无意中看到一张盖着小学革委会红印章的证明，证明经审查我父亲有历史问题。那证明上娟秀的字迹，我一眼就认出是某个老师的，这位老师的丈夫正是我父亲教研室的同事，“文革”中的造反派。此事曾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班级同学都是工人子弟，我自觉低人一头。后来，我父亲“解放”了，从隔离棚回家，那个造反派还曾上我家登门道歉。那时我母亲也离开工作岗位，去收发室送报纸。我没有想到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视作“臭老九”的年代，真正的工人阶级就这样认可了我。

运输组是个男人的世界。师傅们把天井边的过道隔开，作为我和小孙的更衣室。窗口正对着天井，天井的下水道原来是装卸工就地方便之处，边上挂着帘子。我和小孙进驻后，走进走出掩住鼻子嘀咕。装卸工尽管大多是不识字的临时工，但人朴实，看我们两个小姑娘不高兴，就改变了陋习。

我们学开四吨解放牌大卡车，吴师傅教我们。吴师傅是个汽车兵，曾上过朝鲜战场。我们每天到郊外，轮流学车，吴师傅还教我们修车的技术。我那时刚满17岁，接受能力强，一学就会。考试各科目诸如“跑8字”、“倒车库”、“车库调头”、“上下坡”等，都做得很好，自己也觉得有把握一次通过。但考试那天小雨，我在完成了其他所有科目后，最后“倒车库”时松懈了，车子倒入库中往后多溜了一会儿，后车箱板碰到栏杆，没有一次通过，心里懊恼不已。

●  泥地打滑 18岁小司机丧命

开实习车时，我们分开跟车。和我们一起学车的男生小虞跟梁师傅的车。梁师傅开北京牌二吨卡车。一天，小虞开着车到奉贤的乡镇企业提货，下午，杨师傅接到电话，让我和小孙赶紧坐上他的车去奉贤。路上，杨师傅一言不发，我俩也不敢啃声，不知出了什么事。开到一个地方，只见一同进厂做装卸工的小潘正站在路中，我们跳下车，问小潘，“小虞呢？”小潘嗡声嗡气地回答：“死掉了。” “什么！”我的脑子嗡地一下，一片空白。小潘说，小虞开车到此处时，看到前方有辆车驶来，脚下略带些刹车，偏偏这天刚下过小雨，地有些潮，五十码速度的二吨卡车一下打滑失控，惯性把车门弹开，小虞摔了出去，撞到人行道的树后倒地。坐在小虞身边的梁师傅还没反应过来，事故就发生了。他们赶紧下车拦车救人，送到医院，小潘跪在医生面前哭泣求救，可是已经回天无力。进厂才半年，不满18岁的小虞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自打小虞走后，梁师傅常唉声叹气，自责不已，不久调离了运输组。

后来，我能独立驾驶解放车了。我心中回荡着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为革命运输忙》：“车轮快如飞，马达放声唱，一路歌声一路笑，胜利捷报传四方……”驾车技术日臻成熟，刹车、换挡成条件反射。渐渐地觉得日常驾车显示不出水平，只有驾驶装满货的卡车一次倒进狭窄弄堂深处的库房或厂区，直达卸货地，这才算是真本事。那时我就喜欢这样的挑战。不过看我倒腾得费劲，装卸工还是常常会在我边看后面边打方向盘时，忍不住跳到驾驶室踏板上，帮我打方向盘……

●  意外闯红灯 交警放行

开了几年车，我自恃有些经验，还和警察较过劲。那年，上海从崇明抽调一批知青充实警察队伍，一次，我开车驶在长阳路，快要到路口时，警察一个换灯，红灯亮了，我猝不及防一个刹车，车停在了路中央。警察查看了我的驾驶证后，反而是我先发制人：“你是崇明来的吧，扳红灯是为我们服务的。横马路没有来往车辆，我已车到路口，你不能那么快换灯。我的车上都是国家财产，急刹车的话仪器会坏的。”那是个新警察，没动气，挥了挥手，让我走了。

开车是激扬青春最好的方式。那时但凡没有开过的车，我都要去尝试。美国道奇、日本伊吱吱、苏联嘎斯以及上海交通，甚至吉普、三轮摩托，我都开过。厂里又购进了解放牌新车，领导决定分配给我驾驶。过去开的是师傅的车，放不开。现在开自己的车，我要试试卡车最高时速的感受。解放牌卡车最高时速65码，我把车开到郊外，加大油门，可新车装了限速器，速度就是不快，吱吱地叫着。我不管，一脚踩到底不放，那车抖起来了，飘飘然，一边的轮胎似乎脱离了地面，好像要翻车。当车子失控向前冲去，我死死地握紧方向盘，放开油门，什么都来不及去想。所幸，对面没有来车，车渐渐地减速下来，我则惊出了一身冷汗。

●  全厂一千多号人都认识我

那个年代司机很“吃香”。占了职业的光，那也成了我人缘最好的人生阶段。全厂一千多号人，我不认识别人，别人都认识我。走在厂道上，人们都跟我打招呼。车间里的人托我办事，我也来者不拒。有工人家里翻建房子，和领导打声招呼，就开车去帮人家运砖头；也有工友家办丧事，开车送人出殡。司机是个危险的职业，我们每周一次安全学习，通报事故、传达车管部门精神。听得多了，见识得多了，开车越来越稳。开车是过瘾，生命更可贵。

有人说司机越老开车越慢，的确如此。血的教训使我自然地思考人生的价值，我渴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1976年，仪表局分配给我厂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陈科长让我写一篇悼念周总理的文章，说是给大学鉴定。我写好文章后，请邻居、中文系毕业的老大学生韩伯修改，文章以文字通顺、情感真挚被肯定。1977年2月，我结束了司机生涯，去读大学。命运向我打开了另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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