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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
无锡高架桥垮塌事故已经过去有十多天了，这期间笔者看过很多与之相关的文章，其中有很多呼吁“超载入刑”的文章。
早些天笔者写了一篇关于快递的文章《以罚代管成瘾，快递公司竟成血汗工厂》。深究之下发现无论是以罚代管亦或是超载入刑其背后透着相同的逻辑，遂想写下这篇文章加以分析和批驳。
以罚代管的方式在快递业及交通管理方面很常见，长期被广大相关从业者所诟病。而“超载入刑”随着近些年超载所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频发也是呼声渐长。
看似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其实背后的逻辑相同，都是采取“末端治理”的思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种治理思维操作简单，对规章制定者和执行者有利，因为不用深究问题的内部成因，也不用细致全面的制定相关制度政策，可以节约很多精力和成本。
更有甚者，无论是在快递行业还是在交管部门竟然有人假借“罚款治理”之名行敛财与权力寻租之实，非但没有起到该有的治理作用相反极大的恶化了社会风气与法制环境。
至于那些高呼“超载入刑”的人，在说到提此建议的理由之时通常都会用到“倒逼”这个词。
其逻辑就是通过严刑峻法倒逼行业做出改变进而达到治理的目的。但是很不幸，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操作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因为这种逻辑有个天然的缺陷，没有考虑倒逼之路是否通畅，一个行业就是一个链条。
以货运行业为例，涉及到货主、司机、卡车厂商、货运中介等等诸多环节，如果“超载入刑”首先被限制的就是卡车司机，那么作为行业最末端最弱势的卡车司机，他们的压力能传导多少到上一个环节这里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层层传导之下最终经历多重衰减，最终到达那些既得利益者及行业规则制定者那里又能有多少？
一旦倒逼起作用，而传导又不通畅那么末端的卡车司机就成了夹心饼，说好的治理行业乱象很有可能演变成了单纯的“限制卡车司机”。
须知在整个产业的利益链条上，卡车司机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最终却是弱势群体背锅，这和当初的愿景严重背离，其意义何在？
以上所说的情形并非臆测，而是有了活生生的例子。以笔者熟悉的快递行业来举例，近些年没有通知收件人而投放快递柜最终引起的纠纷频频发生。
有些特殊职业的客户更是将快递公司告上法庭，引起了舆论风波，有鉴于此邮管部门于今年10月份开始实施快递员投柜前必须征得收件人同意的规定。
看上去这一条例是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约束了快递公司；现实的状况却是，快递公司依托自身强势的地位，将所有末端工作与责任强加到快递员身上。
如果有收件人因为投柜问题投诉快递公司，明面上是快递公司挨罚，很快该笔罚款就会转嫁到快递员头上，那如果碰到某个想不通的快递员，通过非理性的手段去找收件人的麻烦，这样恶劣的后果是不是严重背离了当初的愿景。
至于邮管部门有没有实地了解终端实际的操作情况，笔者不得而知。但笔者知道邮管部门响应某些社会舆论的要求制定政策的时候遵循的就是“末端治理”原则。其效果如何和执行情况如何，依笔者的了解非常不理想。
在中医治病里面有个原则，能用复方一般就不用单方，单方有时可能起效快但是副作用也大。无论是交通管理或者快递乱象的管理，笔者看到很多时候管理者就像一个裱糊匠，哪里破了一个洞就补哪里，缺乏宏观与深层次的治理。
更为不幸的是，在此番无锡高架桥垮塌事故掀起巨大的舆论风潮之时，很多卡车司机尽然也高呼“超载入刑”，难道大家被这种“末端治理”的思维害的还不够吗？
放眼全球但凡治超成功的国家，都是多种措施并举。日本为了治超甚至将汽车厂商与改装厂都纳入到管理范围，对车辆的技术指标进行标定，让车辆不能用于超载。什么叫源头治理，这就叫源头治理！
目前国家推行的“一超四罚”这个思路是对的，虽然因为跨省定责及权重划分等现实问题导致执行效果不理想，但这不能否定这项措施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相关部门需要做的是为“一超四罚”的落实扫清障碍，而不是质疑其操作难度与效果。更不能因为短期的综合治理效果的不明显，就追求简单有效的方法来个“超载入刑”而陷入“末端治理”的思维之中。
行业也好、国家相关部门也好或者是普罗大众也好，应该要看到超载乱象和快递乱象或许是发展过程中必经的过程，但我们需要尽可能将这个过程缩短。
同时很多事情也不是表明看到的那样，货运行业的散乱与无序竞争造成了运费的低迷，运费的低迷催生了严重的超载；消费的升级与收入的不匹配造成了快递行业量多低价的现实进而滋生诸多乱象。
这些不合理的状况之中，不是某个从业者或者公司或者部门能够左右的。大家一起造成的乱象，就需要大家一起来治理。一味去苛责具体执行的终端人员，既不公平更不合理，所以“末端治理”可以休矣！（文/卡家号：小K）
